个人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个别样貌，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因决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方向。
一
因素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错误地把社会的不同方面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学实体。而折中主义作为因素论的一种，认为一切因素一样重要。因此便开始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对于历史演进的论证，并错误地认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个人无法起到改变历史的作用（经济因素的发展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因此便认为辩证唯物主义，鼓吹个人“躺平”，消极地等待历史的来临，是宿命论的做法。
然而这样的说法忽略了宿命论积极地一面，或者说，宿命论并不一定会阻碍人们采取行动，相反，宿命论可以是行动的心理上的必要基础，也可以理解为心理必须要去行动的“强迫症”。当个人认识到事情的必然走向，而有感受到自己属于必然中的一环时，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中表面上的“缺乏自由意志”不仅不会让他无所作为的消极等待命运的到来，反而会被赋予一种使命感，产生“既然在这个位置，就不得不这样做”的责任的感觉。
二
当一个人认为他的行动有必然性的色彩的时候，ta就会表现出几乎是自发的意志力。如同马丁路德金认为种族歧视终将被时代淘汰，而自己又是这一过程的必需的推动者时，他就产生了几乎是自由的“必然”来实现他的理想。如果自由是可以按照当前做法以外的方式去行动，那么不自由就是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能采取当前行为以外的行为。但当我们当前的行为就是我们所有行为中最符合我们心愿的行为的时候，在我们的意识中必然性就跟自由意志同一了。我们获得了“必然的”自由。
很多人谈论自由的时候，认为自由只包括了不受约束的自由。如果这就是自由的全部定义，那就不存在自由和必然性（“约束”）同一的情况了。自由和必然不存在二元论的对立。试着开启一元论的思维：西藏废除农奴是历史的必然，而革命者扮演了实现这个历史必然的工具，而且无论是根据其接受的教育，经历还是其主观心愿，他都不能不担负这样的使命，这便是他实现使命的必然性。不过与此同时他的经历让他强烈地希望自己可以完成这一使命，这又是他自由的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和必然就达到了同一。
三
如果能达到S内的全部条件，A事件就会在T时间实现
有两类人意识到这一点。第一类人希望A事件的实现。
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 因此放松懈怠，等待好事发生。然而如果条件S包含这些人努力拼搏的条件，那么他们的放松懈怠就让条件落空了，A也就不会实现。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努力是实现A的必要条件。除非另一部分条件相似的人b因为前一类人的放松懈怠而替代他们去努力拼搏，这样S的条件就别b人达成了，A一样会实现
- 第二种反应即是受到A事件必将实现的鼓舞，开始更加努力地去实现，从而导致A提前于T实现了
第二类人反对A事件的发生，也会有两种反应
- 因此消极抵抗，等待“坏事”降临。这会让坏事提前降临除非另一部分类似的人开始更积极地抵抗。
- 因此拼命垂死挣扎
这样的思路把个人对历史的影响摆在了偏中间的位置：时势造就了很多潜在的英雄，而英雄又对新的时势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这样的观点不同于主观主义者所认为的个人在历史中扮演重大角色的表述，这些人把个人当作一个单独的变量分离出来处理，忽略了历史自然进程的影响。也不同于那些忘记历史是人创造和推进的人的观点。
四
很多人习惯于把伟人发起的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活动当作历史科学的重点，而忽略其他历史生活的部分。就如同俾斯麦所说：“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等待历史的自动形成”。我们把水果放在灯下是不会加速他们成熟的。如果他们未成熟我们就摘下来，那只会阻止他们的生长和损害他们。伟大的事件和人物更多的作为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象征，是历史波涛中闪闪发光浪花。而各个时期的缓慢演变的经济模式和社会设施才是携带浪花的大潮。
五
影响历史的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一般原因）。如果只关注历史发展的一般原因而忽略个人原因，就会任由宿命论的发展，并间接性地合理化了一部分人欺压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活动。伟大人物还有众多的偶然事件同样对历史的具体样貌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例如肯尼迪被刺杀，赫鲁晓夫喜欢土豆。我们不能将偶然事件归为一般原因。
六
一般原因和特别原因（伟人+偶然事件）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个人特点可以塑造历史的样貌，但这种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例如，戈尔巴乔夫缺乏改革魄力，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做法只有在当时苏联整个社会在勃列日涅夫之后产生的人民对于生活质量下降的不满，经济的停滞和党内遭遇渗透的历史背景下才催化了后来苏联解体的悲剧。当然，伟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位置（地位）才能对历史形成影响。
拿破仑若从未得到提拔，便不可能由他来带动后面的革命。而具体个人能对历史产生多少影响，又取决于其所在的社会组织等其他因素。然而偶然只是相对的概念，偶然只会在必然过程的交会点上。
就如同戈尔巴乔夫的当政似乎是偶然，但其人格的塑造又源于赫鲁晓夫时期的批判斯大林风潮导致的必然。而在影响历史进程的问题上，必然的历史规律会被偶然的个体推动，但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可能就会是另一个可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偶然的个体。就如同，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已经走到崩溃之边缘，即使没有拿破仑这个利剑，也会有其他的，才能稍逊的个体取而代之其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强调，伟人可以改变历史的个别样貌却不能改变历史的总方向。
七
就如上节所讲，社会需求一旦被满足，社会组织就会排除其他希望解决此课题之人的上升道路。就如同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林肯，就不再需要一个持有类似主张的新的废奴领袖。伟人和巨大的社会需求同时出现，因此我们常常把社会进步的功劳归功于伟人，而非背后的历史规律。而一个人若要成为实现社会需求的伟人，则需要以下两个条件：
- 其才能要使他比别人更符合社会需要
- 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能阻碍那些实现社会需要的人的上升
如果清朝得以在被殖民中维持其“安稳”统治，就不会给诸如教员等革命家乱世创业的机会。
八
总之，个人特征和偶然事件决定历史个别外貌，而历史的方向则是由一般规律（生产力发展+生产过程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而伟人的伟大之处则在于，其能为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造就的社会需要而服务：解决先前社会发展逐渐出现的问题，指出社会发展逐渐产生的新的需要，并具有远见的满足这些需要。就如同林肯意识到奴隶制度已经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造成拖累并且破坏了美国的民族和谐，意识到文明和生产力的进步产生了新的制度需要，便推动当前的社会模式（蓄奴）朝向一个新的方向（废奴）发展。
没有伟人可以逆势而行，强迫社会接受一个不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社会关系。而当人们处于某种社会关系时，他们的想法感受就会呈现某种相似的模式。就如同男权社会的生产方式自然的产生男尊女卑落后思想。当人们了解社会关系会随着生存力发展而如何改变，我们也就知道社会的心理会随着社会关系如何改变。因此我们就有了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件的机遇，也就是创造历史的机遇。
所谓伟大的人，又无非是那些被历史潮流推动，同时比其他人更可以解决这些课题，更可以“创造”历史之人。